出差回来那晚，我把行李箱往玄关一撂，顺手拉开卧室抽屉。 红绒布盒子还在，手一掂，轻了。 掀开盖子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十二件金银首饰一件没剩。 客厅传来婆婆择菜的窸窣声，头都没抬：“卖了，你弟要交房租。”我转头看魏绍辉，他把我往厨房拽，压着嗓子：“别闹，一家人，忍忍行不行？”我没吵也没哭。 第二天他还没醒，我已经从法院出来，手里多了一张立案回执。 他接电话时声音都劈了：“你真把咱妈告了？”我站在路边，风灌进领口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法院见。” 01 到家是晚上十点四十。高铁晚点，我在站台上冻了二十多分钟，手指头僵得掏钥匙都费劲。 门一开，客厅灯亮着，电视开着，曹红梅歪在沙发上嗑瓜子，瓜子皮落在茶几玻璃上，堆成个小山包。 她听见动静，眼睛没离开电视：“ 锅里有剩饭。 ” 我说吃过了。拖着箱子进卧室，魏绍辉已经躺下了，背对着门，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，听见我进来也没翻身。 我拉开床头柜旁边那个五斗橱，最上面一层抽屉，密码锁没锁，直接一拉就开了。红绒布盒子端端正正搁在里头。 拿起来那一刻我就觉得不对。太轻了，轻得像个空盒子。 盖子一掀，里头十二个凹槽全空着。 金镯子、金锁片、金耳环、银镯子、银锁、银簪子，我妈当年找镇上老匠人一件一件打的，连盒子里的衬布都还是我妈亲手缝的。 现在衬布上只剩几个浅浅的压痕。 我站在那里，手捧着空盒子，脑子里先是一片空白。然后胃里一阵翻搅，像是吃了什么馊掉的东西。 魏绍辉翻了个身：“回来了？” “首饰呢？” 他坐起来，看了眼我手里的盒子，眼神闪了一下，嘴张了张又闭上。 “我问你首饰呢。” “ 你小点声。 ” 我看着他。他穿着那件洗得领口都松了的灰秋衣，两只手搓了搓膝盖，最后说了句：“妈说跟你讲过。” 曹红梅没讲过。一个字都没有。 我走到客厅，曹红梅还在嗑瓜子。 我问她，她眼皮终于抬了一下，嘴里“咔嚓”一声磕开颗瓜子，把皮吐到手里，才慢悠悠开口：“卖了。你弟那边房租拖了两个月，房东撵人，家里水电费也欠着。” 她说这话时语气跟告诉我“今晚吃面条”一模一样。 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，她也不躲，抓起遥控器换了个台。 魏绍辉跟出来，把我往厨房方向推，手搭在我肩膀上，力气不大但一直推。 进了厨房他把门带上，声音压得比蚊子还细：“你先别急，妈也是实在没法子了，绍杰那边确实难。” “那是我的陪嫁。” “我知道我知道，但卖都卖了，你闹起来街坊邻居看笑话。忍忍，行不行？回头我慢慢攒钱给你补上。” 我看着他。他眼神躲了一下，又补一句：“都是一家人。” 我没再说话，转身回了卧室。 那一夜我没合眼。 魏绍辉后来睡着了，呼噜打得断断续续。 我靠在床头，把手机里我妈当初给我首饰时拍的视频翻出来看。 视频里我妈坐在我家老房子的沙发上，一件一件往红绒布上摆，嘴里念叨：“这副镯子是你姥姥给我的，我重新打了样式，你戴着别摘。这个锁片是找东街老周打的，他手艺好，现在人没了，再没人打得出这个花样。” 最后她说：“妈攒了半辈子，就攒下这些，你收好。” 我把视频反复看了四遍，然后打开备忘录，开始列单子。十二件，每件的来历、重量、大概市价，一样一样回忆。写到后半夜，手机快没电了。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。没跟任何人说。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半天假。 先去了小区底商那家金店，老板姓刘，四十来岁，平时我上下班常在他店里买水，算半个熟人。 他正在柜台后面擦玻璃，见我进来招呼了一声。 我问最近有没有人拿旧金饰来卖。 刘老板手上抹布停了停，眼神有点闪：“你问这个干啥？” 我说我家丢了东西。 他犹豫了一下，从柜台下面摸出个本子翻了翻：“前天和大前天，有个老太太分两回拿了东西来，头一回六件，第二回六件。我头一回没多问，第二回她拿的量大，我让她出示身份证，她说没带，我看她面熟，就拍了张背影照留底。” 他把手机里一张照片翻出来。我一看那个烫着小卷、穿枣红棉袄的背影，手在柜台玻璃上按出了五个白印子。 “卖了多少钱？” “头回两万二，二回两万五，一共四万七。” 我又问登记的本子上写的什么。 刘老板把本子推过来，来源一栏写着“家里老人遗留”，名字空着，联系方式也没留。 他说那老太太说儿媳妇不要这些东西了，他看着成色不错就收了。 我拿手机把本子那页和照片都拍了下来。刘老板有点不安：“妹子，你别往外说是我讲的，我这开门做生意的……” 我说放心。 从金店出来，我蹲在路边给许雅文打了个电话。 她是我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在律所干了七八年，专做民事纠纷。 听我说完，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，然后说：“证据保存好，购买凭证有吗？你妈当年有没有留票据？” 我说有几张老收据，我妈夹在相册里。 她说行，让老太太找出来拍照发你。 又问首饰总价怎么算，我说按金店回收价是四万七，但那些老银饰和手工费没法算。 许雅文说：“那就按四万七主张，诉状我帮你起草，你自己去递。” 我说不用你起草，你告诉我格式和要写的内容就行，我自己写。